增资扩股影响
增资扩股是注册资本变动中最常见的场景，通常发生在企业融资、引入战略投资者或扩大经营规模时。简单来说，增资扩股就是“做大蛋糕”——公司在原有注册资本基础上，通过向原股东或新股东发行新股，增加注册资本总额。但“蛋糕做大”不等于“每个人分到的都变多”，反而可能因为“新股东分走一块”或“原股东没跟投”，导致原股东的股权比例被稀释。这种稀释效应，是增资扩股对股权比例最直接的影响，其背后的计算逻辑和风险点，需要企业格外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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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释效应的核心在于“股权比例=持股数/总注册资本”。当公司增资时，如果原股东按原有持股比例同比例认购新增注册资本，那么股权比例保持不变——比如A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持股60%（60万），乙持股40%（40万），现增资100万，甲乙各按60%和40%认购60万和40万，增资后甲持股120万（总注册资本200万），仍占60%，乙同理。但现实是，很多原股东因资金不足或战略调整，无法按比例认购，此时新股东或个别大股东就会“多分一杯羹”，导致原股权比例下降。我曾遇到过一个典型客户：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200万，两位创始人各持股50%，准备引入天使投资人投100万占股20%。按计算，增资后总注册资本变为300万，投资人占20%（60万），原股东需持股80%（240万）。但由于其中一位创始人资金紧张，只能认购30万，另一位创始人认购90万，最终股权比例变为：创始人甲45%（90万/200万），创始人乙45%（90万/200万），投资人20%（60万/300万）。看似“公平”的结果，实则是创始人甲乙因“认购能力差异”，股权比例被动“趋同”，为后续控制权埋下隐患。
增资扩股中，另一个影响股权比例的关键因素是“优先认购权”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第34条，公司新增资本时，原股东有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优先认购出资。但实践中，很多企业章程会约定“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放弃优先认购权”，或通过股东会决议剥夺部分股东的优先认购权——这种情况下，股权比例的变动可能完全偏离“同比例”逻辑。比如某医疗设备公司注册资本500万，三位股东甲、乙、丙分别持股40%、30%、30%，拟引入战略投资者投200万占股20%。若按《公司法》规定，原股东应优先认购80万（200万×40%），60万（200万×30%），60万（200万×30%），增资后总资本700万，甲持股112万（16%），乙90万（12.86%），丙90万（12.86%），投资人140万（20%）。但公司章程约定“创始人甲放弃优先认购权”，由乙丙和投资人按实际认购比例分配，最终乙认购60万，丙认购40万，投资人认购200万，增资后股权比例变为：甲40%（200万/500万），乙36%（180万/500万），丙28%（140万/500万），投资人20%（200万/1000万）。表面看“甲未稀释”，实则乙丙的股权比例被动提升，甲的“一票否决权”被削弱——这种“非同比例增资”对股权结构的冲击，往往比稀释效应更隐蔽，也更具风险。
此外，增资扩股的“出资方式”也会影响股权比例。现金出资是最常见的方式，直接增加注册资本总额；而非货币出资（如技术、设备、知识产权）则需要评估作价，若评估值虚高，可能导致“虚增注册资本”，进而稀释股权比例的真实价值。我曾帮一家文创公司处理过这样的案例：创始人甲以一项设计著作权作价50万出资，乙现金50万，注册资本100万，双方各占50%。后公司引入投资人投100万占股20%，增资后总资本200万，甲乙应各持股40%（80万），但乙认为甲的著作权评估值过高，要求重新评估。最终评估值确定为30万，甲的实际出资额变为30万，乙仍为50万，增资后股权比例变为：甲30%（30万/100万），乙50%（50万/100万），投资人20%（100万/500万）。原本“50对50”的股权结构，因非货币出资的评估争议，变成了甲“被稀释”至30%，乙反而成了第一大股东——可见，非货币出资的评估公允性，直接关系到股权比例的“含金量”，企业必须提前做好资产评估和法律审核，避免“作价陷阱”。
减资缩股调整
与增资扩股相反，减资缩股是公司“瘦身”的过程，通常发生在企业亏损、战略收缩或股东退出时。减资不仅意味着公司责任能力的降低，更直接影响股权比例的“分母”变化——当总注册资本缩小时，若股东持股数不变，股权比例反而会上升；但若股东同步减少出资，股权比例的调整则取决于“减资规则”和“股东意愿”。实践中，减资对股权比例的影响比增资更复杂，因为减资往往伴随着股东间的利益博弈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“股权地震”。
减资的核心逻辑是“股权比例=持股数/总注册资本”，当分母变小时，分子不变则比例上升，分子同步缩小则比例可能不变或变化。最常见的“同比例减资”是公司因亏损导致净资产低于注册资本，需通过减资使资本与净资产匹配。比如B公司注册资本200万，甲70%（140万），乙30%（60万），因连续亏损净资产降至120万，现减资至100万。若按同比例减资，甲减70万（140万×50%），乙减30万（60万×50%），减资后甲持股70万（占总资本100万70%），乙30万（30%），股权比例保持不变。这种减资方式下，股权比例不受影响，本质是“每股价值提升”——原来1元注册资本对应0.6元净资产（120万/200万），减资后对应1.2元净资产（120万/100万），股东权益的实际价值并未减少，只是“账面数字”缩小。但现实中，很多企业减资并非单纯“同比例”，而是“个别股东退出”或“大股东主导”，此时股权比例的调整就会“暗藏玄机”。
“个别股东退出式减资”是减资中股权比例变动最剧烈的场景。当某股东欲退出公司，但其他股东不愿或无力受让其股权时，减资成为“退出通道”——该股东减少或收回全部出资，公司注册资本同步减少，其他股东的持股数不变，股权比例自然上升。比如C公司注册资本300万，甲60%（180万），乙30%（90万），丙10%（30万），丙因个人原因欲退出，甲乙不愿受让其股权。此时公司通过减资，将丙的30万出资收回，注册资本降至270万，甲乙持股数仍为180万和90万，股权比例变为甲66.67%（180万/270万），乙33.33%（90万/270万），丙退出。这种减资方式下，退出股东的股权比例归零，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按“原持股数/新注册资本”重新计算，且由于退出股东通常是小股东，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会显著提升，甚至可能获得“绝对控制权”（超过67%）。我曾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：某餐饮公司注册资本500万，三位股东甲（50%）、乙（30%）、丙（20%），丙因与甲经营理念不合欲退出，甲乙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，最终通过减资让丙退出，注册资本降至400万，甲持股250万（62.5%），乙120万（30%），丙退出。减资后甲的股权比例从50%跃升至62.5%，成功获得“一票否决权”，而丙则“净身出户”——可见，减资不仅是股东退出的方式，更是控制权博弈的“工具”，企业必须提前明确减资规则，避免“退出变出局”。
减资的“程序风险”也会间接影响股权比例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第177条，公司减资需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，通知并公告债权人，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实践中，很多企业为了“快速减资”，忽略债权人公告程序，导致减资无效或被债权人追责——此时，股权比例的调整可能因“程序违法”而被撤销，甚至引发股东间的责任纠纷。比如某贸易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80%（80万），乙20%（20万），因亏损拟减资至50万，但未公告债权人。后公司被债权人起诉，法院裁定减资程序违法，股权比例恢复至减资前状态。甲乙原本以为“减资后股权比例变为甲80%（80万/100万）、乙20%（20万/100万）”，结果因程序违法，“股权账”直接作废——可见，减资不仅是数字调整，更是法律程序，企业必须严格遵守“通知债权人、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”的要求，避免“程序瑕疵”导致股权比例“翻车”。
资本公积转增资本
资本公积转增资本，是公司用“资本公积”转化为“注册资本”的过程，本质是“会计科目调整”，不涉及新资金流入，但会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增加，进而影响股权比例。资本公积的来源主要包括股本溢价（股东出资超过面值的差额）、资产评估增值、捐赠收益等，这些“非经营性积累”转增资本时，相当于“把公积金变成股本”，股东按持股比例获得“新增股份”，股权比例表面不变，但每股价值可能发生变化。这种“看似不变实则变”的股权比例调整，是企业容易忽略的“隐性影响”。
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核心逻辑是“同比例稀释”，即所有股东按原有持股比例获得新增股份，股权比例保持不变。比如D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资本公积200万，甲60%（60万），乙40%（40万）。现公司将100万资本公积转增资本，注册资本增至200万，甲获得60万新增股份（60万/100万×100万），乙获得40万新增股份（40万/100万×100万），转增后甲持股120万（占总资本200万60%），乙80万（40%），股权比例不变。这种“同比例转增”下，股权比例的“数字”没变，但“每股净资产”发生了变化——原来1元注册资本对应2元净资产（300万/100万），转增后对应1.5元净资产（300万/200万），股东权益的实际价值并未增加，只是“股数增加、每股价值下降”。但实践中，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往往发生在“上市前”或“融资前”，目的是“降低每股面值、提高股票流动性”，此时股权比例的“稳定性”对创始人控制权至关重要——若转增时打破“同比例原则”，可能导致创始人股权比例被稀释，失去控制权。
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“例外情况”会打破股权比例的“同比例平衡”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，资本公积转增资本需经股东会决议，且决议中可约定“不按同比例转增”。比如某拟上市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，资本公积1亿，创始人甲持股70%（3500万），投资人乙持股30%（1500万）。为优化股权结构，股东会决议约定“资本公积转增时，甲按60%比例获得新增股份，乙按40%比例获得新增股份”。现转增5000万资本公积，注册资本增至1亿，甲获得3000万新增股份（60%×5000万），乙获得2000万新增股份（40%×5000万），转增后甲持股6500万（占总资本1亿65%），乙持股3500万（35%）。表面看“甲股权比例从70%降至65%”，实则因转增比例的“差异化调整”，甲的股权比例仍高于“同比例转增”的60%（3500万/5000万×100%），而乙的股权比例从30%降至35%，被“反向稀释”——这种“非同比例转增”通常发生在“创始人控制权巩固”或“投资人退出”场景，企业需提前通过股东会明确转增规则，避免“转增变稀释”。
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“税务影响”也会间接影响股权比例的实际价值。根据财税〔2015〕116号文，个人股东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，属于“股息、红利分配”，需缴纳20%个人所得税；法人股东则无需缴纳。这种“税务成本”会降低股东的实际权益，进而影响股权比例的“含金量”。比如E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资本公积200万，甲为个人股东持股60%（60万），乙为法人股东持股40%（40万）。现转增100万资本公积，注册资本增至200万，甲获得60万新增股份，乙获得40万新增股份。甲需缴纳12万个人所得税（60万×20%），实际新增股份价值仅为48万；乙无需缴税，新增股份价值40万。转增后甲的股权比例仍为60%（120万/200万），但实际权益价值为108万（60万+48万），低于“理论值”120万；乙的实际权益价值为80万（40万+40万），等于“理论值”。可见，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虽不直接改变股权比例的“数字”，但税务成本会降低股东的实际权益，企业需提前测算税务影响，避免“转增变缩水”。
股权激励注资
股权激励是企业绑定核心人才的重要工具，通常通过“增资扩股”或“股权转让”实现，其中“增资扩股式股权激励”会直接导致注册资本增加，进而影响原股东的股权比例。当公司将部分注册资本预留用于股权激励，或通过增资让激励对象成为新股东时，原股东的股权比例会被“稀释”，但稀释程度取决于“激励股份数量”和“激励方式”。这种“用股权换人才”的变动，本质是“控制权与人才”的平衡，企业需提前规划“稀释红线”，避免“人才引进了，控制权丢了”。
增资扩股式股权激励的核心是“预留注册资本”。公司在设立或增资时，会预留一定比例的注册资本用于未来股权激励，这部分“未分配注册资本”在激励对象行权时才会转化为实际股份，导致注册资本增加，原股东股权比例稀释。比如F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创始人甲80%（80万），乙20%（20万），公司章程约定“预留20%注册资本用于股权激励”。现激励对象丙行权，认缴20万注册资本，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20万，甲持股80万（66.67%），乙20万（16.67%），丙20万（16.67%）。甲的股权比例从80%被稀释至66.67%，乙从20%被稀释至16.67%，丙作为激励对象获得16.67%股权。这种“预留式激励”下，股权比例的稀释是“可预期的”，企业需提前在股东协议中明确“激励上限”（如不超过总股本15%）和“稀释补偿机制”（如原股东按比例认购新增股份，避免过度稀释），否则随着激励对象增多，创始人股权比例可能“跌破控制线”（50%或67%）。
“分期行权式股权激励”会导致股权比例的“动态稀释”。很多企业的股权激励不是“一步到位”，而是分期行权（如4年每年行权25%），激励对象在每年达到业绩目标时，才认缴相应比例的注册资本。这种“分期注资”方式下，股权比例的稀释是“逐年递增”的，原股东的股权比例会随着行权期推进而逐步下降。比如G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90%（90万），乙10%（10万），股权激励计划约定“预留10%股权，分4年行权，每年行权2.5%”。第一年激励对象丙行权2.5%，认缴2.5万注册资本，注册资本增至102.5万，甲持股90万（87.8%），乙10万（9.75%），丙2.5万（2.44%）；第二年丙行权2.5%，认缴2.5万，注册资本增至105万，甲持股90万（85.71%），乙10万（9.52%），丙5万（4.76%）；以此类推，第四年行权后，甲持股90万（81.82%），乙10万（9.09%），丙10万（9.09%）。甲的股权比例从90%被稀释至81.82%，累计稀释8.18%，这种“渐进式稀释”虽比“一次性稀释”温和，但长期来看仍可能影响控制权，企业需提前测算“累计稀释率”，确保创始人股权比例始终高于“安全线”（如67%）。
股权激励的“退出机制”也会影响股权比例的“最终分配”。激励对象在离职、退休或违反竞业限制时，需将已行权股份“回购”给公司或原股东，此时公司注册资本会减少，股权比例重新调整。比如H公司注册资本120万，甲80%（96万），乙10%（12万），激励对象丙10%（12万）。现丙离职，公司按“原价+利息”回购丙的12万股份，注册资本降至108万，甲持股96万（88.89%），乙12万（11.11%），丙退出。甲的股权比例从80%上升至88.89%，乙从10%上升至11.11%，股权比例“回流”给原股东。可见，股权激励的“退出机制”不仅是激励对象的“退出通道”，更是原股东“收回股权”的机会，企业需提前在激励协议中明确“回购价格”、“回购主体”和“股权处理方式”，避免“激励对象退出后，股权比例悬空”。
股权转让伴随
股权转让是股东之间或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，其本质是“股东身份的变更”，不直接影响注册资本总额，但会改变“持股数”的分配，进而导致股权比例的“重新洗牌”。当股权转让伴随“注册资本同步调整”时（如受让方以“增资”代替受让，或转让方“减资退出”），股权比例的变动会更加复杂。这种“股权转让+注册资本变动”的组合场景，是企业控制权转移和股东退出的常见方式，但其对股权比例的影响，往往比单纯的股权转让更隐蔽。
股权转让的核心逻辑是“股权比例=持股数/总注册资本”，当股权转让时，若注册资本不变，转让方减少持股数，受让方增加持股数，股权比例按“原注册资本”重新分配。比如I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60%（60万），乙40%（40万），甲将20%股权（20万）转让给丙，注册资本仍为100万，甲持股40%（40万），乙40%（40万），丙20%（20万）。这种“股权转让”下，股权比例的变动是“此消彼长”的，转让方甲的股权比例从60%降至40%，受让方丙从0升至20%，乙保持不变，总注册资本不变。但实践中，很多股权转让会伴随“注册资本调整”，如“增资受让”——受让方不是直接购买转让方的股权，而是向公司增资，获得新增股权，此时转让方不退出，公司注册资本增加，股权比例的变动是“稀释+新增”的组合。
“增资受让式股权转让”是股权转让与注册资本变动的典型组合。当受让方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，或双方希望“公司获得新资金”时，会约定“受让方以增资方式获得股权”，转让方保持持股数不变，公司注册资本增加，原股东股权比例被稀释，受让方作为新股东获得股权。比如J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70%（70万），乙30%（30万），甲欲转让20%股权（20万）给丙，但丙无力支付20万转让款。双方约定“丙向公司增资20万，获得20%股权”，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120万，甲持股70万（58.33%），乙30万（25%），丙20万（16.67%）。甲的股权比例从70%被稀释至58.33%，乙从30%被稀释至25%，丙作为新股东获得16.67%股权。这种“增资受让”下，转让方甲的股权比例被稀释，但获得了“公司新增资金”（20万），受让方丙以“增资”代替“受让”，既获得了股权，又为公司注入了资金，实现了“双赢”——但原股东需注意，增资受让的“股权比例”需提前测算，避免“稀释过度”导致控制权丧失。
“减资退出式股权转让”是股东退出的特殊场景。当股东欲退出但无人受让其股权时，会通过“减资+股权转让”组合实现退出：股东先减少自身出资，公司注册资本同步减少，再将减少的出资“转让”给公司或其他股东，最终实现股权退出。比如K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60%（60万），乙30%（30万），丙10%（10万），丙欲退出但甲乙不愿受让。丙通过减资收回10万出资，公司注册资本降至90万，甲持股60万（66.67%），乙30万（33.33%），丙退出。这种“减资退出”下，丙的股权比例归零，甲乙的股权比例按“原持股数/新注册资本”重新计算，甲从60%升至66.67%，乙从30%升至33.33%，股权比例“回流”给其他股东。可见，减资退出是股东“无奈但有效”的退出方式，企业需提前在股东协议中明确“减资退出”的条件和程序，避免“退出无门”的困境。
非货币出资影响
非货币出资是股东以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行为，其核心是“评估作价”——将非货币财产转化为货币价值，作为股东的出资额计入注册资本。非货币出资的“评估值”直接决定了股东的“持股数”，进而影响股权比例。若评估值虚高，会导致“注册资本虚增”，稀释股权比例的真实价值；若评估值争议，会引发股东间的股权纠纷。这种“以物代钱”的出资方式，对股权比例的影响具有“隐蔽性”和“长期性”，是企业注册和运营中需重点把控的风险点。
非货币出资的核心是“股权比例=评估出资额/总注册资本”，评估值的高低直接决定股东的持股比例。比如L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以现金出资50万（持股50%），乙以一套设备出资50万（持股50%），设备评估值为50万，双方股权比例50:50。若设备评估值虚高至70万，乙的出资额变为70万，甲仍为50万，总注册资本120万，乙持股58.33%（70万/120万），甲持股41.67%（50万/120万），甲的股权比例被“虚高评估值”稀释至41.67%；若评估值降至30万，乙出资额30万，总注册资本80万，乙持股37.5%（30万/80万），甲持股62.5%（50万/80万），甲的股权比例被动提升至62.5%。可见，非货币出资的评估值是股权比例的“调节器”，评估值每变动1%，股权比例就可能变动数个百分点，企业必须选择“有资质、中立”的评估机构，确保评估公允，避免“评估陷阱”。
非货币出资的“过户风险”也会影响股权比例的实际实现。非货币出资需完成“财产权转移手续”，如房产需过户到公司名下，知识产权需办理变更登记，若未及时过户，会导致“出资未到位”，股东需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，股权比例也可能被调整。比如M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以现金出资80万（持股80%），乙以一项专利技术出资20万（持股20%），专利评估值为20万，但未办理变更登记。后乙将专利许可给第三方使用，甲认为乙“出资未到位”，要求乙补足出资或减少持股比例。最终法院判决乙“出资未到位”，需将持股比例从20%降至10%，甲持股90%。可见，非货币出资的“过户”不仅是形式手续，更是“出资到位”的实质要件，企业需在股东出资后及时办理财产权转移，避免“过户瑕疵”导致股权比例“缩水”。
非货币出资的“贬值风险”会影响股权比例的“长期稳定”。非货币财产（如设备、技术）会随着使用或技术迭代而贬值，若贬值幅度超过预期，会导致“注册资本与实际资产不匹配”，股权比例的“含金量”下降。比如N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以现金出资70万（持股70%），乙以一台设备出资30万（持股30%），设备评估值为30万，使用3年后设备贬值至15万。公司净资产从100万降至85万（70万现金+15万设备），甲的股权比例仍为70%（70万/100万），但实际权益价值为59.5万（70万×85%），乙的实际权益价值为25.5万（30万×85%）。可见，非货币出资的贬值会导致股东的实际权益“缩水”，但股权比例的“数字”不变，这种“账面比例与实际价值背离”的情况，企业需定期进行资产评估，及时调整注册资本或股权比例，避免“贬值纠纷”。
同比例增资例外
同比例增资是《公司法》规定的“默认规则”——公司增资时，原股东有权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购出资，股权比例保持不变。但实践中，很多企业通过“章程约定”或“股东会决议”打破“同比例增资”，形成“非同比例增资”的例外情况。这种“例外”可能是创始人为了巩固控制权（放弃优先认购权，让其他股东或投资人多增资），也可能是投资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（要求“反稀释条款”，确保增资后股权比例不低于约定比例）。同比例增例外的“灵活性”为股权结构优化提供了空间，但也可能因“规则打破”引发股东纠纷，企业需提前明确“例外条件”和“补偿机制”。
“创始人放弃优先认购权”是同比例增资的常见例外。当创始人希望引入投资人但资金不足，或希望让渡部分股权给核心员工时，会通过股东会决议放弃“优先认购权”，由其他股东或投资人多增资，导致股权比例“非同比例”变动。比如O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70%（70万），乙30%（30万），拟引入投资人投50万占股20%。按同比例增资，甲应认购35万（50万×70%），乙认购15万（50万×30%），增资后总资本150万，甲持股105万（70%），乙45万（30%），投资人50万（20%）。但甲因资金紧张，放弃优先认购权，由乙认购15万，投资人认购50万，增资后总资本150万，甲持股70万（46.67%），乙45万（30%），投资人50万（33.33%）。甲的股权比例从70%被稀释至46.67%，投资人股权比例从20%升至33.33%，乙保持不变。这种“放弃优先认购权”下，创始人的股权比例被稀释，但获得了“投资人资金”和“核心团队绑定”的利益，企业需权衡“稀释”与“发展”的关系，避免“过度放弃”导致控制权丧失。
“投资人的反稀释条款”是同比例增资的“例外保护”。投资人在增资时，通常会约定“反稀释条款”，即若公司后续以更低估值增资，投资人的股权比例将通过“加权平均法”或“完全棘轮法”进行调整，确保其股权比例不低于约定比例。这种“反稀释条款”实际上打破了“同比例增资”规则，导致原股东的股权比例被“反向稀释”。比如P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投资人乙投50万占股20%（投前估值200万），甲80%（80万），乙20%（20万）。现公司以投前估值100万增资50万，甲按同比例认购25万，乙认购25万，增资后总资本200万，甲持股105万（52.5%），乙45万（22.5%）。但因乙有“反稀释条款”（加权平均法），其股权比例应调整为“（原出资额+新增出资额）/（原注册资本+新增注册资本×投前估值/新投前估值）”=（20万+25万）/（100万+50万×200万/100万）=45万/200万=22.5%，与实际一致；若公司以投前估值50万增资50万，甲认购25万，乙认购25万，增资后甲105万（52.5%），乙45万（22.5%），但反稀释条款调整后，乙的股权比例应为（20万+25万）/（100万+50万×200万/50万）=45万/400万=11.25%，此时公司需通过“甲补偿乙”或“公司增资”使乙的股权比例恢复至20%，导致甲的股权比例被稀释至40%（80万/200万）。可见，反稀释条款是投资人的“保护伞”，但可能加重原股东的“稀释负担”，企业需在融资时明确“反稀释条款”的触发条件和调整方式，避免“条款陷阱”。
“员工持股计划的非同比例增资”是同比例增资的“例外激励”。当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（ESOP）时，通常会通过“非同比例增资”让核心员工获得更多股权，激励员工积极性。比如Q公司注册资本100万，甲90%（90万），乙10%（10万）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，预留10%股权给核心员工，由甲放弃优先认购权，乙按比例认购1万，员工认购9万，增资后总资本110万，甲持股90万（81.82%），乙11万（10%），员工9万（8.18%）。甲的股权比例从90%被稀释至81.82%，乙从10%升至10.09%，员工获得8.18%股权。这种“非同比例增资”下，创始人的股权比例被稀释，但核心员工的“绑定效应”增强，企业需平衡“创始人控制权”与“员工激励”的关系，避免“激励过度”导致创始人失去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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