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商注册后，外资企业如何应对全球最低税政策？

# 工商注册后，外资企业如何应对全球最低税政策？ ## 引言 说实话，这事儿吧，我干了这么多年财税，遇到的政策不少，但全球最低税绝对是“重量级”选手。2021年，OECD推动的“双支柱”方案落地，其中支柱二要求全球年营收超20亿欧元的企业，实际税率不得低于15%，否则母公司所在国可直接“补税”。这可不是某个国家的“小动作”，是100多个国家一起签的“军令状”——连咱们中国都加入了。 外资企业在国内工商注册后，以前可能琢磨着怎么用“税收洼地”省点税，但现在这招儿恐怕不好使了。我见过不少企业，尤其是制造业和科技型跨国公司，之前通过香港、新加坡中间控股，或者把利润留在低税率地区，结果一算账，全球平均税率不够15%，母公司所在国直接追征，补税+滞纳金+罚款，比之前省的税多好几倍。更麻烦的是，这事儿还涉及全球税务数据交换，税务局要是查起来，转让定价文档、资金流向、关联交易细节，一个环节对不上就是“税务不合规”。 那外资企业到底该怎么办？是“躺平”接受，还是主动调整？今天我就结合这20年给外资企业做财税服务的经验，从政策解读、架构调整、合规管理到未来趋势，掰开了揉碎了讲讲，希望能帮企业少走弯路。毕竟，在“全球税制趋同”的大环境下，税务已经不是“财务部的事”，而是关系到企业全球战略的大事。 ## 政策解读与影响 ### 支柱二的核心规则 先搞清楚“全球最低税”到底是个啥。支柱二的全称是“全球反税基侵蚀规则”，简单说就是“全球补税网”——只要你的企业集团在全球年营收超过20亿欧元（约合156亿人民币），且在任何一个管辖区（包括中国）的实际税率低于15%，母公司所在国就有权把这个“差额税”补上来。 这里的关键是“有效税率计算”，不是看某个子公司，而是整个集团的“全球加权平均税率”。举个例子：某德国汽车零部件企业，年营收30亿欧元，中国子公司赚了5亿人民币，税率25%；新加坡子公司赚了2亿欧元，税率17%；母公司德国税率30%。算下来全球平均税率是（5*25%+2*17%+母公司利润*30%）/总利润，如果这个数低于15%，德国税务局就会对新加坡子公司的利润补征15%-17%的差额税。 更麻烦的是“补税链条”——就算中国子公司税率达标，只要集团其他地区有低税率实体，都可能被“连坐”。我去年帮一家日资电子企业做税务健康检查，发现他们通过爱尔兰子公司持有中国公司的股权，爱尔兰税率12.5%，虽然中国这边没问题，但日本总部直接发函要求调整架构，不然全球补税算在集团头上，日本企业要承担连带责任。 ### 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具体冲击 外资企业在国内工商注册后，最容易踩的坑是“隐性利润转移”。比如，很多企业把研发中心放在中国，但专利所有权挂在境外子公司，然后支付高额“特许权使用费”给境外，导致中国子公司利润偏低。以前这事儿只要符合“独立交易原则”就没事，现在支柱二一来，境外子公司如果税率低，集团整体税负不够15%，这笔“特许权使用费”就可能被税务机关重新核定，甚至视为“利润分配”补税。 另一个大问题是“中间控股架构”。我见过不少东南亚企业，通过香港设立中间控股公司持有中国股权，香港以前利得税16.5%，但还有两级税收优惠（首200万港元利润税率8.25%），实际税负可能低于15%。现在支柱二要求“剔除低税实体”，香港子公司如果不符合“实质性要求”（比如雇员、资产、管理活动不足），就会被视为“导管企业”，中国子公司的利润直接穿透到母公司所在国，补税风险瞬间拉满。 还有“税收优惠政策滥用”的问题。国内西部大开发、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，如果让集团整体税负低于15%，也可能被“反噬”。比如某新能源企业，在新疆享受15%的企业所得税优惠，同时母公司在瑞士税率12%，集团平均税率13.5%，瑞士税务局直接要求补足15%的差额税，企业最后不得不放弃部分优惠，反而增加了税负。 ### 政策落地的“时间窗口” 虽然支柱二2023年才正式实施，但很多国家已经发布了“立法草案”，咱们中国的《关于落实全球最低税改革的公告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也出来了。这里有个关键时间点：2024年1月1日之后，新注册的企业或新发生的交易，直接适用新规；在此之前存在的“历史架构”，有3年过渡期（到2026年底），但需要企业主动申报“税收筹划安排”。 我建议企业赶紧做“税务健康诊断”：先算算集团全球平均税率，再看看哪些子公司或架构可能被“盯上”。比如，有没有“壳公司”？有没有“无实质业务”的控股主体？有没有利用税收优惠但未创造实际价值的交易？这些在过渡期内调整，成本最低；等到税务局上门检查，再动架构就晚了——毕竟税务调整涉及合同重签、资金回流、利润重述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少说也得半年到一年。 ## 重组架构调整 ### 剔除“低税实体” 支柱二的核心是“打掉避税地”，所以第一步就是清理集团里的“低税实体”。什么叫低税实体？实际税率低于15%，且不符合“实质性豁免”条件的公司。比如，某企业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一家子公司，名义上是控股，但只有1个员工，年利润1亿美元，开曼群岛不征企业所得税，这实体就属于“靶子”，必须处理。 怎么处理？要么“注销”，要么“补税”。注销的话，要考虑税务清算成本和资产处置税负；补税的话，要么主动向当地税务局申报，要么把业务和资产转移到高税率地区。我去年帮一家美资医疗设备企业做架构调整，他们在开曼有个“壳公司”，持有中国、德国、巴西的股权。我们算了笔账：注销的话，涉及1.2亿美元资产的跨境转移，要交10%的预提所得税；保留的话，开曼群岛没有实质经营活动，不符合豁免，集团整体税负会被拉低3个百分点。最后我们选择“业务重组”——把开曼公司的管理职能转移到中国，增加中国子公司的员工人数和研发投入，让开曼公司变成“管理控股中心”，同时中国子公司申请“功能性成本分摊”，这样既保留了架构，又提高了实质性和税负。 这里有个坑：“实质性豁免”不是随便说的。OECD规定，企业需要有“足够的经营规模”（比如雇员人数、资产总额、管理决策职能），不同行业标准还不一样。比如科技企业，研发人员占比不低于30%才算实质性；制造企业，生产设备原值不低于1亿人民币才算。我见过某企业为了达标，硬是虚增了20个“研发人员”，结果被税务局稽查，因为社保缴纳记录和个申报对不上，最后补税+罚款，比省的税还多。 ### 优化控股层级 很多外资企业喜欢“多层架构”，比如母公司→区域总部→国家公司→子公司，一层套一层，中间还夹着避税地公司。以前这么干是为了“节税”，现在成了“累赘”——每多一层低税率实体，补税链条就越长。 怎么办？建议“扁平化”架构。比如，母公司直接控股中国子公司，取消中间的香港、新加坡控股公司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：如果母公司所在国税率很高（比如美国21%），直接控股可能导致中国子公司的利润被“高税率吸收”，反而不如中间控股公司“缓冲”。所以得算“综合账”：母公司税率21%，中国子公司税率25%，中间新加坡子公司税率17%，如果新加坡公司符合“实质性要求”（比如有实际管理职能、雇员、资产），那么新加坡公司可以按17%交税，剩下的利润再分配给母公司，母公司再补15%-17%的差额税，整体税负可能比直接控股更低。 我之前服务过一家欧洲化工企业，他们之前是“荷兰→香港→中国”三层架构，荷兰税率25%，香港税率16.5%，中国税率25%。我们测算发现，香港公司没有实质业务，属于“导管企业”，中国子公司的利润要直接穿透到荷兰，荷兰税率25%高于15%，不用补税，但荷兰税务局要求香港公司注销，否则中国子公司利润不能税前扣除。最后我们调整成“荷兰→中国”直接控股，虽然母公司税率高，但避免了香港公司的合规风险，还省了香港公司的年审和审计费用。 ### 评估“受控外国企业”规则 除了支柱二，国内还有“受控外国企业（CFC）规则”，就是如果中国企业控制境外低税率实体（税率低于20%），且没有合理经营需要，境外利润就要在中国补税。现在全球最低税15%，CFC的门槛可能降低（比如从20%降到15%），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子公司如果持有境外股权，得小心了。 举个例子：某中国外资企业，在越南有个全资子公司，越南税率20%，但符合“两免三减半”，实际税率10%。以前CFC规则不触发，因为越南税率高于20%？不对，越南法定税率是20%，优惠后10%，所以属于“低税率实体”。如果中国子公司持股超过50%，且越南子公司没有合理经营需要（比如只是做贸易，没有生产、研发），越南子公司的利润就要并入中国子公司纳税，中国税率25%，越南优惠10%，中间差15%，企业白忙活一场。 怎么解决？要么让境外子公司“有实际经营活动”，比如增加生产设备、雇佣当地员工、开展研发；要么把股权转让给非关联方，但涉及转让定价风险；要么申请“税务协定待遇”，比如中越协定规定，持股比例低于50%的不适用CFC，但企业得证明“非控制”。我建议企业赶紧梳理境外子公司的情况，特别是那些“躺着赚钱”的贸易公司或壳公司，要么增加实质性，要么考虑关停并转，免得被国内税务局“秋后算账”。 ## 转让定价合规 ### 同期资料“三级文档”准备 全球最低税下，转让定价是“重灾区”，因为税务机关要审查你的关联交易是不是“独立交易”，有没有通过定价转移利润。支柱二要求企业准备“主文档”（全球集团信息）、“本地文档”（中国子公司经营信息）和“国别报告”（各国税负情况），这三套资料缺一不可。 主文档得包括集团组织架构、业务模式、财务报表、关联交易类型（比如购销、劳务、无形资产）、转让定价政策等，通常有几百页；本地文档要详细到中国子公司的成本构成、关联方采购价格、销售毛利率、可比企业分析（比如找同行业同规模的中国企业做对比）；国别报告则是各国子公司的收入、利润、已缴税款，要按OECD标准格式填报。 我见过某日资电子企业，因为本地文档里的“可比企业”没选对，用的是深圳的高科技企业，但他们自己是东莞的制造企业，毛利率差了8个百分点，税务局直接认定转让定价不合理，要求调增利润2个亿，补税5000万。后来我们重新找了20家同行业、同规模、同地区的制造企业，做了“四分位区间分析”，证明他们的毛利率处于合理区间，才免于处罚。所以，同期资料不是“走过场”，得找专业团队做，最好是有“转让定价师”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。 ### 无形资产与劳务定价调整 外资企业最容易在“无形资产”和“劳务”定价上出问题。比如，很多中国子公司给境外母公司支付“特许权使用费”，或者承担母公司的“管理费用”，但这些费用是不是合理，税务机关会重点查。 举个例子：某美资软件企业，中国子公司负责销售和客服，母公司负责研发和品牌，每年支付母公司销售额的10%作为“特许权使用费”。税务局查的时候，要求提供“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报告”，证明中国子公司的销售利润确实来源于母公司的品牌。结果评估发现，母公司的品牌在中国市场的贡献度只有5%，所以10%的费率偏高，调减到7%，少支付了3000万费用，但母公司所在国税务局要求补税，因为集团整体税负不够15%。 所以，无形资产定价得用“利润分割法”或“贡献率分析法”，合理划分中国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利润。劳务定价也是，比如母公司派“高管”来中国子公司任职，支付的管理费是不是符合“独立交易原则”？我见过某欧洲企业，中国子公司给母公司支付“市场推广费”，但实际上这笔钱根本没用在市场推广，而是母公司的“日常运营费用”，税务局直接认定为“不合理转移利润”，调增利润1个亿。 ### 预约定价安排（APA）申请 为了避免转让定价争议，最好的办法是申请“预约定价安排（APA）”，就是企业和税务局事先约定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和利润水平，以后按这个执行，不再调整。国内APA分单边、双边和多边，外资企业涉及跨境交易的，建议申请“双边APA”，和对方国家税务局一起谈。 我之前帮某德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做过双边APA，他们和德国母公司之间的“零部件采购价格”，之前一直是“成本加成10%”，但德国税务局认为这个利润率太低，要求调整。我们花了18个月，收集了全球100家可比企业的采购数据，做了“功能风险分析”，证明中国子公司承担了“生产、物流、质量控制”三项功能，风险较高，10%的加成率合理。最后中德两国税务局都认可了这个方案，企业避免了未来5年的转让定价调整风险。 不过APA申请周期长、成本高，通常需要1-2年，费用几百万到上千万。但相比补税+滞纳金+罚款（最高可达税款的50%），这笔钱花得值。尤其是那些关联交易金额大、业务复杂的企业，比如医药、汽车、电子行业，APA几乎是“必选项”。 ## 税务数字化管理 ### 建立全球税务数据中台 全球最低税要求企业实时监控全球子公司的税负，光靠Excel表肯定不行，得用“税务数据中台”——把全球财务系统、ERP系统、报关系统、发票系统的数据整合起来，自动计算每个子公司的“有效税率”，预警低税率实体。 我见过某美资快消品企业，之前用10个不同的财务软件，中国子公司的数据在SAP，欧洲在Oracle，东南亚用本地系统，想算全球平均税率，财务部得花一个月手工对账。后来我们帮他们上了“税务数据中台”，把所有数据对接到SAP S/4 HANA，设置了“税率阈值预警”——哪个子公司实际税率低于15%，系统自动发送邮件给财务总监和税务经理，还附带“原因分析”（比如是不是享受了税收优惠，或者利润转移了）。现在他们每月5号就能出全球税负报告，效率提升了80%。 数据中台还能解决“数据孤岛”问题。比如，中国子公司的“海关进出口数据”和“增值税发票数据”不一致，系统会自动标记，提示检查报关单和发票的匹配度。以前这种问题要等税务局稽查时才发现，现在提前预警，避免了“少缴税”的风险。 ### AI驱动的税务风险监控 现在AI在税务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，比如用机器学习分析“关联交易异常”，用自然语言处理识别“政策变化”。外资企业可以利用AI工具，实时监控全球税务风险，特别是支柱二下的“补税风险”。 举个例子：某新加坡子公司，之前税率17%，今年因为享受了“研发费用加计扣除”，税率降到14%，AI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：“该子公司税率低于15%，且不符合实质性豁免，集团可能面临补税。”然后系统会自动生成“风险应对方案”：建议新加坡子公司增加“实质性活动”（比如雇佣5个研发人员），或者调整关联交易定价（比如提高向中国子公司的服务费），把税率拉回到15%以上。 AI还能帮企业做“政策模拟”。比如，假设中国取消“高新技术企业优惠”，对集团税负有什么影响？假设母公司所在国税率从25%降到20%，全球平均税率会不会低于15%？这些模拟以前要花几周时间，现在AI系统几分钟就能出结果，帮助企业提前做战略调整。 ### 自动化税务申报 全球最低税要求企业申报“国别报告”“主文档”“本地文档”，这些资料涉及全球数据，手动申报容易出错。自动化申报工具能从数据中台直接抓取数据，按各国税务局要求的格式生成报表，还能自动检查“逻辑错误”（比如子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不匹配，或者关联交易金额和发票不一致）。 我去年帮某日资电子企业做“国别报告”申报，之前他们用Excel手工填报，结果把中国子公司的“收入”写成了“欧元”，应该是“人民币”，导致数据错误，被税务局要求重新申报，还罚款1万块。后来我们用了自动化申报工具，数据从数据中台直接抓取，单位自动转换成“人民币”，还设置了“校验规则”，收入和利润的比率如果偏离历史数据20%以上，系统会自动提示检查，再也没有出过错。 自动化申报还能节省人力成本。以前一个税务专员做“国别报告”要花2周时间，现在1天就能搞定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去做“税务筹划”和“风险管控”，这才是财务人员该干的事。 ## 跨境税收协定利用 ### 审视“受益所有人”身份 外资企业在国内工商注册后，很多通过中间控股公司（比如香港、新加坡）持有股权，目的是享受“税收协定优惠”——比如中港协定规定，股息预提税率5%（持股25%以上），比国内的10%低一半。但现在支柱二下，如果中间控股公司没有“实质性”，就会被“穿透”，优惠也没了。 所以，企业得赶紧检查“受益所有人”身份。什么是受益所有人？不是名义上的股东，而是“实际享有股权收益”的企业。比如，香港公司只是“壳公司”，决策、资金、人员都在中国，那就不符合受益所有人，中港协定的股息优惠不能用。 我见过某东南亚企业，通过香港公司持有中国股权，每年享受5%的股息预提税率优惠。结果税务局查发现，香港公司的董事是中国人，资金往来都在中国银行账户，决策也是中国子公司做的，认定不符合受益所有人，要求补缴10%-5%=5%的预提税，还加收滞纳金。后来我们帮他们调整架构，把香港公司的董事换成香港人，资金账户放在香港，增加“实质性”，才重新拿到了优惠。 ### 税收抵免的“无限期结转” 支柱二允许企业用“外国税收抵免”来避免双重征税——比如中国子公司在境外补了税，这部分税额可以用来抵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。但以前国内税法规定，外国税收抵免有“5年结转期”，过期作废。现在为了配合全球最低税，国内可能会放宽这个限制，允许“无限期结转”，这对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。 举个例子：某中国外资企业，美国子公司因为全球最低税补了1000万美元税，美国税务局给了“税收抵免凭证”，企业可以凭这个凭证抵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（税率25%），也就是抵免250万人民币。如果以前的话，5年内没用完就作废了，现在可以一直留着，等以后中国子公司有利润了再抵免。 不过，外国税收抵免有“限额规定”——抵免额不能等于中国境内境外所得按中国税率计算的税额。比如中国子公司利润1亿人民币，税率25%，应纳税额2500万；美国子公司利润1000万美元，补税150万美元（汇率7），折合1050万人民币，抵免限额是2500万*（1050/（10000+1050））≈238万人民币，所以只能抵免238万，剩下的812万不能抵免。企业得提前算好这个“限额”，避免浪费抵免额度。 ### 争议解决机制选择 跨境税务争议是难免的，比如对“受益所有人”认定有分歧，或者对“转让定价调整”不服。外资企业可以利用“税收协定争议解决机制”，比如“相互协商程序（MAP）”，就是两国税务局坐下来谈，避免双重征税。 我之前帮某瑞典企业处理中瑞税收协定争议，中国税务局认为瑞典控股公司没有实质性，取消股息优惠，要求补税。我们启动了MAP程序，向瑞典税务局申请协助，提供了瑞典公司的“实质性证据”（比如雇员、资产、管理活动），经过18个月的谈判，中瑞两国税务局达成一致，承认瑞典公司的受益所有人身份，企业免除了补税风险。 除了MAP，还可以考虑“仲裁条款”。如果税收协定里有仲裁条款，而且双方协商不成，可以申请仲裁。不过仲裁周期更长（通常2-3年），成本也更高，适合争议金额大的企业。我建议企业优先选择MAP，实在不行再考虑仲裁，毕竟“和气生财”，跨国税务争议还是“协商解决”最划算。 ## ESG与税务协同 ### 绿色税务筹划 现在ESG（环境、社会、治理）是企业发展的“必修课”，税务合规本身就是“治理”的一部分，而绿色税务筹划能帮企业“环境”和“税负”两头兼顾。比如，国内对“节能环保项目”有“三免三减半”优惠，对“研发费用”有100%加计扣除，这些优惠能提高企业实际税率，避免被全球最低税“补税”。 举个例子：某新能源企业，在中国投资了“光伏电站项目”，属于“节能环保项目，享受“三免三减半”优惠（前三年免税，后四年减半）。之前他们担心税率太低，会被集团“连累”补税，但我们算了笔账：光伏电站项目前三年利润2亿，免税；后四年利润3亿，税率12.5%，实际税负（3亿*12.5%）/（2亿+3亿）=7.5%，低于15%。但集团其他子公司（比如欧洲的制造公司）税率20%，全球平均税率（2亿*0+3亿*12.5%+欧洲子公司利润*20%）/总利润=15.2%，刚好达标。所以，绿色税收优惠不仅没增加补税风险，还提升了企业的ESG评级，吸引了更多投资。 不过，绿色税务筹划得“真实合理”，不能为了享受优惠而“造假”。比如，有的企业把“普通生产线”包装成“节能环保项目”，或者虚增“研发费用”，被税务局查出来，不仅取消优惠，还要罚款，ESG评级也会下调，得不偿失。 ### 社会责任与税务合规 ESG中的“社会责任”和税务合规也息息相关。比如，企业按时申报纳税、足额缴纳税款，是“社会责任”的体现，也能避免“税务不合规”带来的ESG风险。现在很多国际投资者在做“尽职调查”时，都会查企业的“税务合规记录”，如果有欠税、偷税、骗税的记录，直接pass。 我见过某美资零售企业，因为之前“少缴增值税”被税务局处罚，结果ESG评级从“BB”降到“B”，国际投资者要求他们“整改”，否则撤资。后来我们帮他们做了“税务合规整改”：补缴税款+滞纳金+罚款，建立“税务合规管理体系”，包括“发票审核流程”“纳税申报复核制度”“税务风险培训”，半年后ESG评级回升到“BBB”，投资者才放心继续投资。 所以，企业不能只想着“省税”，还得想着“合规”。合规不是“成本”，而是“投资”，能提升企业的“社会形象”，吸引更多投资者，还能避免“税务罚款”对利润的侵蚀。 ### 治理结构优化 ESG中的“治理”要求企业建立“透明、 accountable的治理结构”，税务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。外资企业应该设立“税务管理委员会”，由CEO、CFO、税务总监组成，负责制定全球税务战略，监控税务风险，向董事会汇报税务情况。 我之前帮某荷兰企业做治理结构优化，他们之前没有专门的税务管理委员会，税务事务由财务部“兼职”负责，结果因为“转让定价调整”导致集团税负低于15%，母公司CEO都不知道，直到税务局发函才慌了神。后来我们设立了“税务管理委员会”，每月召开会议，讨论全球税负情况，制定应对策略，还引入了“第三方税务顾问”，做“独立税务审查”，半年后集团税负回升到16%，避免了补税风险。 治理结构优化还包括“税务人才队伍建设”。很多外资企业觉得“税务就是报税”，随便找个会计就行，其实不然。全球最低税下，税务人员需要懂“国际税法”“转让定价”“ESG税务筹划”，还得会“数据分析”“税务数字化”。我建议企业招聘“税务经理”时，优先选择有“国际税务经验”和“数字化技能”的人才，或者给现有员工做“培训”，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。 ## 总结 工商注册后，外资企业应对全球最低税政策，不是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，而是要从“战略高度”做全局规划。首先得吃透政策规则，算清楚集团全球税负，识别“低税实体”和“合规风险”；然后调整架构，优化控股层级，剔除“避税地壳公司”；接着加强转让定价合规，准备同期资料，申请预约定价安排；再用税务数字化工具，建立数据中台，监控风险；同时利用跨境税收协定，争取“受益所有人”身份，用好税收抵免；最后把税务和ESG结合，做绿色税务筹划，优化治理结构。 说实话，全球最低税不是“洪水猛兽”，而是“倒逼企业升级”的契机。以前企业靠“税收洼地”省税，现在得靠“实质性经营”“合规管理”“技术创新”提升竞争力。我见过不少企业，因为主动调整架构、加强合规，不仅避免了补税风险，还优化了全球供应链，提升了ESG评级，反而比以前赚得更多。 未来，全球税制会越来越“透明”，数据交换会越来越“频繁”，企业不能再“打擦边球”，得“合规经营、战略规划”。建议企业赶紧找专业的税务顾问做“健康诊断”，制定“全球税务战略”，别等税务局上门了才后悔。毕竟，税务合规是企业“活下去”的底线，也是“走得更远”的基石。 ## 加喜财税咨询企业见解总结 加喜财税凭借近20年外资企业税务服务经验，深刻理解全球最低税政策对工商注册后外资企业的深远影响。我们认为，应对全球最低税需“战略先行、合规为本、技术赋能”：一方面，企业需从集团层面梳理全球架构，剔除低税实体，优化控股层级，确保实质性经营；另一方面，要加强转让定价合规，准备三级同期资料，申请预约定价安排，降低争议风险。同时，税务数字化是关键，通过数据中台和AI工具实时监控全球税负，实现“事前预警、事中控制、事后优化”。加喜财税致力于为企业提供“全流程、一站式”税务解决方案，助力企业在全球税制趋同的大环境下，合规优化税负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